去年（2016年）下半年以來，國際形勢風云變化，英國脫歐影響仍在發酵，法國和德國大選充滿變數，韓國“閨蜜門”事件引發朝野動蕩，美國特朗普當選更是引起全球政治經濟的大幅波動。與此同時，我國經濟在經歷2011年以來增速持續下降和轉型調整之后，增速快速下降的風險明顯降低，經濟運行增速緩中趨穩、質量穩中向好。在全球經濟政治不確定性增多、逆全球化的“黑天鵝”事件頻發的情況下，如何看待國內外經濟環境和趨勢，成為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。
一、如何看待特朗普新政及其影響
特朗普從宣布參選到最終當選，從選前許諾到正式執政，都引發了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的極大爭議，乃至震動，現在各國都在關注和研究特朗普，可以說特朗普幾乎每天都可能成為輿論的頭條。有媒體稱，特朗普是“當今世界上最會制造混亂并善于利用混亂的人”，是“美國史無前例的特殊總統”。
正式執政后的“特朗普新政”逐步清晰。特朗普就職美國總統大約20天，就發布了12項總統行政命令、12個總統備忘錄和2項總統申明，可謂政令頻出，其執政綱領已逐步明朗。特朗普政策的實質是“美國優先”戰略，并遵循兩個簡單原則：買美國貨和雇美國人，從而實現美國振興產業、增加就業、增長財富，再創輝煌。特朗普政策強調一切以美國利益為重，具體包括減稅、放松金融監管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、實施貿易和投資保護、能源獨立等多方面，具有重振實體經濟、放松管制、推崇雙邊談判、帶有重商主義色彩等特點。從目前看，特朗普參選許諾與執政政策之間，保持了較強的一致性，一改過去美國歷任總統參選前后“說一套、做一套”的慣例。這些政策的取向與特朗普的個性不無關系，有媒體評價他意志力堅定、執行能力強、具有冒險精神、注重商業談判、強調實際利益，以及“獨行俠”的個性特征，這必將在美國新的政策中留下深深烙印。
特朗普新政必將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。國際金融危機之后，世界經濟持續低迷，全球貿易增長連續5年低于經濟增長，逆全球化噪音甚囂塵上，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愈發盛行，對全球經濟復蘇產生了極大不利影響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，美國的政策調整引發了各界對全球化的反思。第一，如果美國實施貿易保護政策，將會引起連鎖反應，相關國家也會采取調整關稅和限制進出口等措施加以應對，全球貿易將進一步放緩。第二，英國脫歐的影響尚未消退，法德大選又舉行在即，“美國優先”不排除會進一步激發民粹主義，如果勒龐在法國當選，歐盟的穩定乃至存在將面臨重大考驗。第三，特朗普“限穆令”雖未得以執行，但將難民問題和宗教問題推向了輿論熱點，下周將要頒發的“限穆修改令”會是何面目，還會引發何種社會矛盾沖突，都難以預測。還有，美國在國際外交領域的新政策也是牽一發而動全局，其對世界政治、經濟的影響值得密切關注。
就中美關系來說，由于特朗普選前的對華言論強硬，而且執政團隊中不乏貿易保護主義者，中方和國際社會都高度關注美國對華政策走向。幾天前，特朗普與習近平總書記的通話中，表現出了較為積極的建設性態度，強調承認和尊重“一個中國”原則，應該說這是一個好的兆頭。但是，特朗普新政的或然性，尤其對人民幣匯率的態度，對中美貿易關系的定位，都存在很大變數，切不可掉以輕心。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，美國在商品貿易中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為3470億美元，約占其全部商品貿易逆差的46.3%。如果美國提高貿易壁壘，不僅中美貿易，全球分工格局也必然受到沖擊。當然，若其減稅、擴大基建支出以及放松管制政策能夠得以實施，將直接或者間接帶動美國擴大總需求，我國不無可能從中受益?？偟膩碚f，我國應密切關注和研判美國政策走向，審時度勢，把握大局，保持定力，趨利避害，努力推動中美關系繼續朝穩定共贏方向發展。作為第二大經濟體，我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近年來一直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，發展主動性很強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具備抵御外部風險的有利條件。應對美國政策變化的關鍵在于，加快落實各項改革任務，做好自己的事情。
二、如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
2016年全面啟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對調整經濟結構和改善市場預期發揮了積極作用。去產能方面，鋼鐵行業4500萬噸和煤炭行業2.5億噸的全年目標，均超額完成任務；去庫存方面，商品房待售面積減少2314萬平方米，存銷比明顯下降；去杠桿方面，2016年12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5.8%，較上年同期下降0.4個百分點；降成本方面，電費、稅費、五險一金和物流費均有所下調，企業經營綜合成本有所下降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.52元，較2015年下降0.16元；補短板方面，農業、水利和生態環保等領域投資增速顯著高于其他投資增速，棚戶區改造和扶貧開發明顯改善居民生活條件。
2017年，針對經濟運行內外部環境的新變化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。去產能方面，要突出處置“僵尸企業”和更重視采取市場、法律手段有效推進低效率產能的淘汰。當前面臨的問題是2016年下半年以來煤鋼價格上升，企業效益好轉，去產能意愿下降，甚至一些停產企業開始復工。2017年要按照中央的部署，抓住處置“僵尸企業”這個牛鼻子，更加注重嚴格執行環保、質量、安全、能耗等標準，更加強調完善市場機制來淘汰低效率產能，創造條件推動企業兼并重組，妥善處置企業債務，做好人員安置工作。去年，對江蘇、河北去產能的督查，也表明了中央的堅定決心。
去庫存方面，關鍵要堅守 “房子是用來住的、不是用來炒的”定位，讓住房回歸人民群眾普遍得以享用的消費品本質屬性。這需要因地制宜、綜合施策，加快構建長效機制。一是中央層面要做好包括稅收、土地、金融等在內的房地產制度頂層設計，健全對地方政府調控主體責任的督查和獎罰機制。同時，賦予地方政府在一定范圍內自主調控權限，提高調控的差異性和精準性。
二是把防范和應對房地產泡沫風險作為重中之重。2017年要綜合采取金融信貸、土地、財稅等手段，合理控制流動性，把握好調控政策的尺度和力度，既要遏制泡沫膨脹，又要防止捅破泡沫，引發風險。三是加快釋放農業轉移人口等新市民的住房需求，有序推動去庫存。針對去庫存任務最重的三四線城市和縣城，對購買城鎮商品房的農業轉移人口實行差異化財稅政策。四是加快推動包括房產稅、集體土地入市和住房政策性金融機構等制度改革，建立和完善房地產業健康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。
去杠桿方面，關鍵要在控制總杠桿率的前提下，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。2016年9月，國務院出臺關于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，提出了23條主要途徑。其中，優化企業債務結構、開展市場化債轉股，以及積極發展股權融資是容易見效的重要手段。在債務存量方面，優化債務結構和市場化債轉股可以減少債務總規模，在增量方面，股權融資加快發展，可以讓更多企業通過股權融資，降低對債務的依賴。另外，引導企業轉向創新驅動，轉變過去的規模擴張型發展模式，也是有效降低杠桿率的重要渠道。
降成本方面，要著力減輕企業經營負擔，增強我國產業的綜合競爭力。今年要在減稅、降費、降低要素成本上繼續加大工作力度。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減少審批環節，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，降低物流成本，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。但是也必須看到，減稅面臨政府支出規模剛性約束、財政收支平衡壓力巨大的挑戰，減稅的空間并不是太大。
補短板方面，要突出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，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。補短板要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、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著手。所謂補軟短板、制度短板，主要就是優化市場環境、加強政府服務，去政府越位與補政府缺位并舉。這方面的空間很大，對于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比直接擴大投資作用更大。例如，在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2016年報告中，中國在190個經濟體中，位列第78位（比2015年提升了6位），與先進經濟體相比，在企業的產權保護、市場監管、企業服務等方面，還有許多改進空間。同時要更有力、更扎實推進脫貧攻堅各項工作，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環節，把功夫用到幫助貧困群眾解決實際問題上。
這里，還要講一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2月5號，中央一號文件正式對外發布，提出“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”改革方向。要落實好中央文件，首先需要弄清楚當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突出挑戰。一是部分農產品(000061,股吧)價格倒掛嚴重。這兩年稻谷、小麥國內國際價格倒掛程度加深，尤其是豬肉、食糖價格與進口價格差距進一步拉大。二是糧食庫存過剩進一步加劇。近幾年我國糧食庫存屢創新高，去年超過6億噸，攀上歷史最高點，其中玉米占一半左右；并且，我國糧食產量仍然處于高位，進口量仍然巨大，庫存壓力持續增加。糧食庫存高企，給國家造成很大損失。按目前我國玉米庫存量計算，庫存長期費用約要1700億元，潛虧接近2000億元。三是高庫存導致“賣糧難”，進而導致糧食價格大幅度下降和農民收入下滑。按照2016年我國玉米產量21955.4萬噸、價格比2015年降低600元／噸估算，僅此一項，我國農民收入將減少約1317億元；即使加上對生產者補貼，仍將減少約927億元，攤到全國農民頭上，人均減收157元，相當于拉低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.4個百分點。因此，當前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關鍵要改革農業支持政策體系，理順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，優化國內國際、三次產業和農業內部等三個層面的資源配置，激發農業農村內生發展動力，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。
三、如何研判2017年的經濟形勢
2016年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，并呈現PPI和企業利潤同比由降轉升、失業率不升反降的積極變化，很大程度上表明，中國經濟增速快落的風險明顯下降，穩的因素增多，提質增效正積極推進，L型增長態勢有望從“一豎”過渡到相對平穩的“一橫”。
從三大需求看，2017年我國經濟有望呈現投資增速小幅回落、消費增長平穩和出口由負轉正的局面。首先，投資增速預計小幅放緩。我國基礎設施建設需求仍然較大，在積極財政政策支持下，2017年基礎設施投資大致仍可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；受調控政策和銷售狀況影響，2017年房地產投資增速較去年將有明顯回落；2016年下半年企業效益有所改善，今年制造業投資將延續回穩態勢，增速有望小幅回升。其次，消費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。由于居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，加之2017年與住行相關的消費增長放緩，居民消費增速將受到一定影響，但隨著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模式創新，消費潛力會進一步釋放，消費總體上仍有望保持兩位數的增長。再次，隨著美元升值影響逐步消化、新興經濟體基本面好轉、大宗商品價格企穩，外貿環境有所改善，若無大的世界經濟變局，2017年出口形勢將有所好轉，出口有望由負轉正。
從中長期看，我國經濟增速進一步下行空間明顯收窄。自2010年以來，我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調整，2016年經濟增長6.7%，較2010年增幅下降3.9個百分點，經濟增速降幅接近40%。從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的發展經驗看，經濟增長階段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速增長，經濟增速降幅通常達到40%—50%，而我國經濟經過這一輪調整，已接近這一水平，而且近年來降幅逐年收窄，進一步下降的空間逐步縮小，我國經濟具備逐步企穩的基礎。更重要的是，2016年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取得初步成效，一些重要指標呈現初步回升態勢，我國經濟有望開啟相對平穩的中高速增長階段。
從防風險看，2017年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。當前存在三重風險放大機制。一是政府的隱性擔保。對負債行為的財政或者準財政兜底，導致風險無法出清。同時隱性擔保增加了資金空轉、以錢炒錢、變相加杠桿的風險，還加大了監管的難度。二是一些地方仍存在單純追求速度而加劇債務和產能過剩風險。由于我國金融體系以間接金融為主，喜歡“抱大戶”，資金過多偏向國企、地方政府融資平臺，不僅造成政府隱性債務上升，而且使得“僵尸企業”難以出清，同時誘發新的產能過剩風險。三是金融業對外開放中的管理能力不足。隨著我國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化，資金跨境流動增加，國內外市場共振趨強，同時面臨金融監管經驗不足、體制機制缺陷、與市場的溝通能力亟須提高等問題。2017年更要強化底線思維，下決心加快處置和排除一批風險點，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、區域性金融風險底線。
2017年經濟運行上行的動力和下行的壓力尚處于一個弱平衡狀態。要開啟新的增長階段，實現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，還需要爭取實現以下四個方面的基本條件。第一，制造業投資回穩。制造業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是經濟企穩的基礎，企業投資意愿還存在較大不確定性。第二，有效化解金融風險。銀行不良資產率雖略有下降（2016年四季度銀行不良率降至1.74%），但非銀行金融部門的風險也在不斷顯露，金融環境需要進一步改善。第三，企業補庫存意愿增強。工業企業庫存下降態勢有所好轉，但補庫存意愿比較容易受外部環境影響，補庫存意愿能否持續還有待觀察。第四，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。改革的正向激勵機制需要構建完善，國有企業、土地制度、金融等領域改革需要取得突破，一些制度性障礙需要清除。
2017年是實現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一年，也是實施“十三五”規劃的重要一年。綜合分析內外部條件，我國經濟可以實現所預測平穩區間的增長，并為邁入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積累更多條件，以推進早日實現平穩健康可持續發展。
作者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、黨組副書記、研究員 李偉
來源： 《中國經濟時報》2017年02月20日
